在新冠肺炎肆虐的環境下，我們不得不回去思考去年吵最兇的議題：到底病毒是否從武漢實驗室中逃脫而出？

本文作者用非常嚴謹的科學態度回去驗證去年所有科學家做出的發言，全文閱讀時間需44分鐘，並夾雜大量病毒學專業名詞，即便翻成中文也非常不好閱讀，這邊幫大家截取一部分資訊供參考。
https://nicholaswade.medium.com/origin-of-covid-following-the-clues-6f03564c038

導致大流行的病毒被正式稱為 SARS-CoV-2，但也可以簡稱為 SARS2。眾所周知，關於它的起源有兩種主要的理論。

➡ 一是它從野生動物自然地跳到了人身上。
➡ 另一個原因是該病毒正在實驗室中進行研究，並從中逃脫。如果我們希望防止第二次發生這種情況，找出來源很重要。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目前為止，這兩種理論都沒有直接證據。每個都依賴於一組合理的猜想，但目前還缺乏證據。所以我只能提供線索，而不是結論。

2019 年 12 月大流行首次爆發後，中國當局報告說，武漢的市場（一個出售野生動物肉類的地方）發生了多起病例。這讓專家們想起了 2002 年的 SARS1 流行病，當時蝙蝠病毒首先傳播到果子狸，然後從果子狸傳播到人。

2012 年，一種類似的蝙蝠病毒引起了第二次流行，稱為 MERS。這一次，中間宿主動物是駱駝。

對該病毒基因組的解碼表明它屬於一個被稱為β-冠狀病毒的病毒家族，SARS1 和 MERS 病毒也屬於該家族。這種關係支持了這樣一種觀點，即 SARS2與他們一樣是一種天然病毒，它設法從蝙蝠通過另一種動物宿主傳播到人類身上。

然而，武漢是世界領先的冠狀病毒研究中心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所在地。所以不排除SARS2病毒從實驗室逃逸的可能性。

兩個合理的起源場景擺在桌面上。

一群病毒學家和其他人於2020 年 2 月 19 日在《柳葉刀》上寫道：“我們站在一起強烈譴責陰謀論，這些陰謀論表明 COVID-19 不是自然起源” ，當時任何人都無法確定發生了什麼事。

科學家們“#壓倒性地得出結論，這種冠狀病毒起源於野生動物，”他們說，並激動地呼籲讀者與在抗擊這種疾病的前線的中國同事站在一起。

後來證明，柳葉刀的信作者是紐約生態健康聯盟主席 Peter Daszak。Daszak 博士的組織資助了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冠狀病毒研究。

如果 SARS2 病毒確實從他資助的研究中逃脫了，那麼 Daszak 博士可能要承擔責任。#他們沒有向柳葉刀的讀者宣布這種嚴重的利益衝突。相反，這封信的結尾是，“我們聲明沒有利益衝突。”

第二個對塑造公眾態度產生巨大影響的聲明是2020 年 3 月 17 日發表在《自然醫學》雜誌上的一封信（換句話說，是一篇評論文章，而不是一篇科學文章）。“我們的分析清楚地表明，SARS-CoV-2 不是實驗室構建的病毒，也不是故意操縱的病毒，”這五名病毒學家在信的第二段中宣稱。

首先，他們說 SARS2 的刺突蛋白與其目標人類 ACE2 受體結合得很好，但與物理計算表明的最合適的結合方式不同。因此，病毒一定是通過自然選擇而不是操縱產生的。如果這個論點似乎難以理解，那是因為它太不嚴謹了。這忽略了病毒學家實際上使刺突蛋白與選定目標結合的方式，這不是通過計算而是通過拼接來自其他病毒的刺突蛋白基因或通過連續傳代。

作者反對操縱的第二個論點更加人為。科學文獻中只描述了一定數量的這些 DNA 骨架。安徒生小組寫道，任何操縱 SARS2 病毒的人“都可能”使用這些已知骨架中的一個，並且由於 SARS2 不是從它們中的任何一個衍生而來，因此它沒有被操縱。

但這個論點顯然沒有定論。DNA 骨架很容易製作，因此很明顯 SARS2 可能是使用未發表的 DNA 骨架操縱的。

『SARS2 病毒顯然沒有被操縱』這一結論僅基於兩個不確定的推測，使世界媒體確信 SARS2 不可能從實驗室逃脫。

Daszak 和 Andersen 的信件實際上是 #政治性的，而不是科學性的聲明，但卻非常有效。主流媒體的文章一再表示，專家的共識已經排除了實驗室逃逸的可能性或極不可能。

那有沒有證據證明SARS2是自然湧現的？

顯而易見的是，中國人沒有提供支持『自然湧現理論』的證據。

SARS1 和 MERS 病毒都在環境中留下了大量痕跡。

SARS1 的中間宿主物種在疫情爆發後的 4 個月內被確定，而 MERS 的宿主則是在 9 個月內確定的。

然而，在 SARS2 大流行開始大約 15 個月後，經過大概密集的搜索，中國研究人員既沒有找到原始蝙蝠種群，也沒有找到 SARS2 可能跳入的中間物種，也沒有找到任何中國種群的血清學證據，包括武漢人在 2019 年 12 月之前曾接觸過該病毒。

自然出現仍然是一個猜想，儘管一開始似乎合理，但一年多來沒有獲得絲毫支持證據。

只要情況仍然如此，就應該認真關注另一種猜想，即 SARS2 是從實驗室逃逸的。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在中國領先的蝙蝠病毒專家石正麗博士或“蝙蝠夫人”的帶領下，頻繁前往中國南部雲南的蝙蝠出沒的洞穴，收集了大約一百種不同的蝙蝠與冠狀病毒。

“很明顯，武漢病毒研究所正在系統地構建新型嵌合冠狀病毒，並正在評估它們感染人類細胞和表達人類 ACE2 的小鼠的能力，”羅格斯大學的分子生物學家、研究領域的領先專家 Richard H. Ebright 說。

造成新型冠狀病毒嚴重危險的第二個原因與所需的實驗室安全水平有關。有四個安全等級，分別指定為 BSL1 到 BSL4，其中 BSL4 是最嚴格的，專為埃博拉病毒等致命病原體而設計。

在 2020 年之前，中國和其他地方的病毒學家遵循的規則要求在 BSL3 條件下對 SARS1 和 MERS 病毒進行實驗。但是所有其他蝙蝠冠狀病毒都可以在 BSL2 中進行研究。

BSL2 需要採取相當少的安全預防措施，例如穿著實驗室外套和手套，不要在移液器中吸取液體，以及張貼生物危害警告標誌。然而，在 BSL2 中進行的功能獲得實驗可能會產生比 SARS1 或 MERS 更具傳染性的病原體。

如果確實如此，那麼實驗室工作人員很可能會受到感染，尤其是在未接種疫苗的情況下。

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前國務院顧問大衛·阿舍在一次研討會上提供了有關該事件的更多細節。在研究所 BSL3 實驗室工作的三個人在一周內相繼生病，症狀嚴重，需要住院治療。

這是“我們所知道的第一個已知集群，是我們認為是 COVID-19 的受害者。” 他說，不能完全排除流感，但在這種情況下似乎不太可能。

即使 SARS2 病毒可能是在實驗室中產生的，然後它從中逃脫了。但無論案件多麼重大，都缺乏證據。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記錄中，肯定有很多相關信息。但中國當局似乎不太可能釋放他們，因為他們很有可能將導致大流行病的政權歸咎於他們。

因此，值得嘗試評估大流行的責任，至少以暫時的方式，因為首要目標仍然是防止另一次大流行。即使那些不相信實驗室逃逸是 SARS2 病毒更可能起源的人，也可能有理由擔心目前監管功能獲得性研究的監管狀況。

有兩個明顯的責任層次：
第一，允許病毒學家進行功能獲得實驗，提供最小的收益和巨大的風險；第二，如果 SARS2 確實是在實驗室中產生的，它可以讓病毒逃脫並引發全球大流行。

中國中央沒有製造SARS2，但他們確實極力隱瞞悲劇的性質和中國對此的責任。他們壓制了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所有記錄，並關閉了其病毒數據庫。

他們發布了大量信息，其中大部分可能是完全錯誤的或旨在誤導和誤導。他們竭盡全力地操縱世衛組織對病毒起源的調查，並帶領委員會成員徒勞無功。

迄今為止，事實證明，與採取必要措施防止第二次大流行相比，他們對轉移指責更感興趣。

如果SARS2起源於實驗室的案例如此重大，為什麼沒有更廣為人知？現在可能很明顯，有很多人有理由不談論它。

當然，這份名單是由中國當局領導的。但是美國和歐洲的病毒學家對引發關於他們社區多年來一直在追求的功能獲得性實驗的公開辯論沒有太大興趣。

美國政府與中國當局有著奇怪的共同利益：雙方都不熱衷於引起人們對史博士的冠狀病毒研究是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資助的事實的關注。

可以想像中國政府的幕後談話：“如果這項研究如此危險，你為什麼資助它，而且也在我們的領土上？” 對此，美方可能會回答：“看來是你讓它逃走了。但我們真的需要公開討論嗎？”

除了這些連貫的沉默之牆之外，還必須加上主流媒體的沉默之牆。據我所知，還沒有主要的報紙或電視網絡向讀者提供有關實驗室逃脫場景的深入新聞報導。

當川普總統說病毒是從武漢的一個實驗室裡逃出來的，所有編輯們幾乎不相信這個想法。他們加入了病毒學家的行列，將實驗室逃逸視為一種可以駁回的陰謀論。

在他執政期間，他們毫不費力地拒絕了情報部門不能排除實驗室逃逸的立場。但是，當拜登總統的國家情報總監艾薇兒·海恩斯 (Avril Haines) 說同樣的話時，她也基本上被忽視了。

這並不是說編輯應該支持實驗室逃逸場景，只是他們應該充分和公平地探索這種可能性。

去年幾乎被限制在家裡的世界各地的人們可能想要比他們的媒體給他們更好的答案。畢竟，自然湧現理論沒有獲得一絲支持證據的時間越長，它似乎就越不可信。

或許國際病毒學家們將被視為虛假和自私的嚮導。

『武漢爆發大流行病』可能與武漢實驗室在不安全的條件下，製造具有最大危險的新型病毒有關的常識性看法，最終可能會取代『特朗普所說的一切都不是真的』意識形態上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