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的這本【翦商】應該是我近幾年來顛覆性最高的幾本歷史書籍之一，幾乎是從頭到尾改寫了我對於夏商周三朝歷史的認知，其中包括：
商朝的歷史被周公系統性的改寫過，而且孔子可能知道這件事 用人獻祭是商朝部落的常態，這些“人牲”多有被斬殺、肢解、活埋甚至烹食等遭遇商紂王的暴行其實是眾多商朝貴族日常，他的錯誤在於用自己人祭祀與濫殺貴族孔子一生想要恢復的上古禮樂文化，其實是周公的一場掩蓋人祭織就的華麗外衣易經其實是周文王的翦商謀略，記錄周文王親歷和認知的諸多事件
這本書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跨越商朝和周朝的歷史畫卷，讓我們一窺古代商周時期的政治、宗教、文化和歷史變遷。 讀完之後真的會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我們以為的上古時代其實是儒家承襲周公遺志捏造出來的時代，真正的夏商周遠比我們想的要暴虐。
#商朝一期（最初70年），宮廷和民間祭祀以豬為主，用人的現像很少。但也不能斷言完全沒有人祭，畢竟自龍山時代以來，華北各地的人祭已經很常見，很可能只是偃師和鄭州商城目前尚未發現而已。
#商朝二期（開國70—140年間），偃師的王宮區開始批量用人獻祭，鄭州的普通商人族群也出現大量人祭現象。用牲畜祭祀的現象繼續存在。
#商朝三期（開國140—200年間），兩城宮廷和民間的人祭數量空前增加。三期結束後，兩座商城逐漸蕭條，人祭現像也同步消失，如後文所述，轉移到了商人新的統治中心。
商王陵墓區有一座人祭場，比操場大兩倍以上，出土近3500具人骨，分別埋在九百多個祭祀坑中。屍骸很多身首異處，有些坑中只埋頭骨，或者只埋身軀，甚至是在掙扎中被掩埋的活人。
王陵區之外也有人祭現場。比如後崗一座坑內，埋著73具被殺者的骨骸，大都是20歲以下的男性青少年，甚至有十多具幼兒的屍骨。商人文化所到之處，如河南偃師、鄭州的商代早期遺址，甚至東南到江蘇銅山，也都有大型人祭場的遺址。
多年的自然變遷和人工已經破壞殷墟遺址，整個商朝共有過多少這樣的人祭現場，就無法確知了。
這些遺址時代早晚不同，說明人祭的做法曾延續了很多年。它絕不是某位暴君心血來潮的產物，而是一個古文明的常態。
正如殷墟考古發掘所揭示，商朝人相信，上帝和祖先神靈主宰著人世間的一切禍福，而異族人的血肉，則是奉獻給上帝和祖先的最好禮物——甲骨文中的“祭”字，就是一隻手拿著肉塊奉獻於祭台。
他們祭祀用人最主要的來源，就是 #羌人。
甲骨文的人祭記載中，羌人佔了被殺者的一大半，他們被稱作“人牲”。
亶父帶領周族投靠商族人之後，最主要的職責就是 #為商朝提供羌族人牲。這是被後來周人刻意掩埋、忘卻的歷史，但出土甲骨文洩露了一點信息。
周族自己沒有文字。甲骨文“周”字是商人所造。商人對殺人獻祭有一個專門的動詞：“用”。
無數片關於祭祀的甲骨文都記載，商王“用”羌人男女和牛羊奉獻神靈。
甲骨文中的“周”，是“用”和“口”兩個字的合寫；《說文解字》對“周”字的解釋也是“從用、從口”——在商人看來，“周”族特徵，就是繳納供“用”的人口。
商人的“周”字還有一種更可怕的寫法：“用”字的小方格中點滿了點。甲骨文這種點代表鮮血，它來自被殺的人牲，是神明最新鮮的飲食。
甲骨文還有專門描繪用鮮血獻祭的字：一座凸起的祭台上，用點表示的血液正在淋漓滴瀝下來。從血緣關係講，古公亶父和周人的這種行為，是對家鄉族人的無恥背叛。
靠著捕獵羌人，周族成了商朝在西方的血腥代理人，也得到了相應的報酬。鋒利的銅兵器可以幫助他們捕獲獵物；商人馬拉戰車的軍事技術，可能也在這個時候輸入了周族。
書中詳細地描述了商朝的人祭文化及其血腥殘忍。在商朝時期，人祭是一種常見的宗教儀式。人祭即在重要的宗教活動中，通過祭祀活動將活人或死人獻給神明或祖先以祈求庇佑或祈福。
按照甲骨文記載，商人用活人獻祭的方法有很多種。比較常見的是“卯”祭，這個字是人或牲畜被掏空內臟之後，對半剖開懸掛的形狀，如同今天屠宰流水線上懸掛的豬羊。事實上，羌人俘虜也確實常和牛、羊一起被殺死“卯”祭。
其他獻祭方式包括奉獻人牲的內臟、鮮血、頭顱。加工人牲方法有燒烤、滾湯燉爛、風乾成臘肉等等，都有專門的甲骨文字。這都是加工食物的方法，因為他們就是奉獻給神靈的飲食。按照習俗，神明享用祭品時也施加了祝福，所以典禮結束之後，獻祭者將分享祭品。
這自然會得出一個驚悚的推論：商人，特別是上層商人，很有可能是食人族。但這並非只有考古證據。歷史文獻中除了伯邑考被做成肉醬，還有些對紂王有異心的小國君“鬼侯”“鄂侯”也被做成了肉乾，分賜給其他邦君為食。
商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天地、山川、祖先之神不停獻祭，祭祀日程表排得滿滿噹噹，如同營養師的菜單。
總的來說，商朝開國百年，王室開始大量殺人獻祭，從而在偃師和鄭州商城的宮殿區形成密集的人祭遺存。而一旦王室獻祭的人口數量遠超民間祭祀活動，則標誌著人祭成為商朝的國家宗教形態。
人祭的迅速增長，和商朝的擴張有同步性。開國50多年後，商人的擴張觸角開始伸向晉南、關中東部，甚至湖北省。在新征服地區，商人可以俘獲大量人口，除了被用作強制勞動的奴隸，也可以作為獻祭材料。
另外，商人的人祭宗教也和他們的複雜來源有關。
滅夏初期，來自多個文化的人群融合成新興的“#王朝商族”，因此，他們需要構建一種維繫自我認同的宗教文化，而用人獻祭是最為明晰和便捷的方式：藉此區分執行獻祭的“#我們”（商族人）和用來獻祭的“#他們”（非商族群），由此，商族人獲得了獨一無二的優越感。
換句話說，他們用“野蠻”的異族人敬獻諸神和先祖，祈求天界的福佑，從而獲得君臨大地和統治列族的權柄。
在商人的人祭宗教興盛之際，王室成為人祭活動最大的主辦者。這代表著王權和神權的高度融合。比起二里頭—夏朝，這是一個新變化：#人祭是商朝的國家宗教，也是商族人的全民宗教。
但考古卻發現，剛剛進入中商階段時，鄭州商城出現了一種全新的祭祀方式——埋藏青銅器。即商朝開國200年左右時，某位商王可能曾試圖改革人祭宗教，#用埋葬器物獻祭代替殺人和殺牲。
變革來得很突然，但仍有先兆可尋。埋設器物的獻祭方式，曾出現在商人遙遠的南方據點盤龍城商城。結合眾多考古研究推測：某位商王受盤龍城商人貴族的影響，突然接受了不殺人的埋祭理念，開始推行宗教革新，這才有了鄭州城外的青銅器窖藏以及被掩埋在壕溝中的頭蓋骨堆積。
幾乎和這場“埋祭改革”同時，商王室內部爆發了激烈衝突和戰爭。結果，早商極盛時代終結，不僅鄭州和偃師商城，各地大大小小的商城也相繼淪為丘墟，如垣曲、東下馮、盤龍城等。鄭州商城內應該還維持著一個慘淡的朝廷，舉行過幾次埋祭儀式，但已經失去對王朝的控制力。
這段蕭條期屬於鄭州商城第四期。
結合考古發現的青銅器窖藏坑，有可能是仲丁或者其父親太戊（第九王）發起“埋祭改革”而引發了內戰和蕭條：改革派朝廷在鄭州商城苟延殘喘了一段時間，堅持人祭傳統的反對派則在外地重新建都，與鄭都商城分庭抗禮。雙方的內戰持續了一段時間，最終，改革派被徹底消滅。
早商和中商共約三百年，在這期間，商人的人祭行為迅速增加，屠殺方式也越來越殘忍，雖然可能有過用銅器代替人獻祭的改革嘗試，但也只是曇花一現。
異族俘虜本可以作為勞作的奴隸，但人祭宗教是商王朝的精神支柱和商族獲得諸神眷顧的根源，所以，捨棄一點現實的物質利益，也要取悅諸神，維護商文化的興旺。
商朝的人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王權神授：商朝統治者認為自己的王權是神授予的，他們需要通過舉行宗教活動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人祭是商朝統治者在政治、宗教和軍事領域取得成功後，向神明或祖先表示感恩、請求保佑的一種方式。
#等級嚴格：商朝人祭的規模和程式因祭祀對象及祭祀者的身份而有所區別。高等級的貴族通常會舉行更加龐大和精細的人祭儀式。同時，被祭祀的人質量也因被祭祀者的地位而有差別。有些被祭祀者可能是俘虜，有些可能是奴隸。
#殉葬制度：商朝時期的殉葬制度與人祭密切相關。當一位統治者或貴族去世時，他們的親屬、侍從或奴隸會被活埋或殺死，隨葬入墓，陪伴死者進入來世。這種做法既是對死者的尊敬，也是為了強調其在生活中的地位。
#殷墟發現：殷墟是商朝最重要的遺址之一，位於今天的河南省安陽市。在殷墟的考古發掘過程中，出土了大量的人祭遺址。這些遺址包括不少人祭的墓葬，揭示了商朝時期人祭的存在和規模之大。
在甲骨文記載中，商王會一次宰殺、奉獻三千名人牲，以及一千頭牛。能夠保存到現在的甲骨文只是九牛一毛，這肯定不是商人規模最大的祭祀。
由於商王壟斷了向諸神獻祭的權力，也就獨享了諸神的福佑，理所當然要征服、統治大地上的所有民族。當然，這也是為了給諸神提供更多的祭品。
在這種思維下，商人自然成為了一個以縱慾著稱的民族。向神明獻祭的人和民族就可得到天佑，於是不必顧及什麼道德戒律，更不必擔心未來的憂患。
《史記》記載了紂王建造酒池肉林、男女裸身集體淫亂等種種荒唐行為。其實，這和他敲骨看髓的故事一樣，都是將整個商族的醜惡集中到了一個人身上。種種酷刑、血腥的殺祭，都是商人集體而非紂王一人的娛樂方式。
書中對此的解釋如下：
在“早期國家”或“複雜酋邦”階段，社會開始變得更複雜，王權剛剛出現，統治者發現自己的統治體系還不夠發達，急需借用一種強大的機制來維護權力，從而導致人祭宗教和戰俘獻祭行為的產生。
從理論層面上解釋，王的大量獻祭（意味著他獲得神的福佑）是王權融合神權的標誌；在現實層面，戰爭讓本國族的民眾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從而更鞏固了王的權力。
“早期國家”之前的部落甚至村落階段，人祭行為已經廣泛存在，原始時代的宗教（或者稱之為“巫術”）並不缺乏人祭理念。比如，在龍山文化時期的華北地區，部落間的戰爭衝突頗為劇烈，多地孕育出“早期國家”的雛形，而且伴隨著較多人祭現象。
但也並非所有早期國家都符合“#早期王權傾向乞靈於人祭”的結論。比如一度非常輝煌的“良渚古國”就並未發現人祭遺存，反倒是解體之後，人祭才在良渚文化的局部地區多了起來。
龍山時代，陶寺和石峁這兩個古國幾乎同時並存，石峁的人祭很密集，陶寺則比較稀少，但後來卻還是同步解體，也就是說，人祭宗教並沒有能夠保障石峁的持續繁榮。在當時的華北，像石峁這種熱衷人祭的早期古國要佔多數，但都沒有逃脫衰亡的命運。
夏朝—二里頭古國的人祭遺存也不太多，而且王室的人祭行為還要比民間少。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商朝初期，直到又過了近一百年，人祭行為才出現爆發式增長。
總之，從新石器晚期到商代，人祭是比較普遍的文化形態；這方面的特例，是長江中游地區，例如 #盤龍城的商人不僅主動放棄了中原傳統的人祭和人奠基等宗教儀式，還接受了本地土著族群的宗教理念——一種比中原更和平的文化。
雖然商朝人祭的製度在當時起到了一定的社會和宗教功能，但隨著歷史的發展，人祭這種殘忍的做法逐漸被廢除，被文明和道德所取代。在商朝末期，武王成功推翻了商紂王的統治，建立了新的周朝。周公作為一個偉大的統治者，廢除了殘忍的人祭文化，並拯救了許多商族的生存。
周公銷毀了商朝諸多甲骨文記錄，也禁止殷周貴族書寫真實的歷史。但周公唯一不敢銷毀的，是文王留下的《易經》。這不僅是出於對父親的尊重，也因為《易經》是周人對翦商事業（起步）的記錄，裡面很可能包含著父親獲得的天機，銷毀它也就是對父親和諸神的不敬。
周公的辦法是對《易經》進行再解釋，具體方法則是在文王創作的卦爻辭後面加上一段像傳進行說明。像傳不再鼓勵任何投機和以下犯上的非分之想，全是君子應當如何朝乾夕惕，履行社會責任的勵志說教，和文王卦爻辭的本意完全不同。比如，乾卦的像傳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卦的像傳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遠比文王卦爻辭清晰易懂，而且富於積極和勵志的色調。
書中也提到孔子通過對《易經》的解讀，揭示了商周易代時期的一些被遺忘的真相。孔子是商王族後裔，他應該會感念周公給了商人生存的機會，還替他們抹去了血腥人祭的記憶，讓子孫後代不必活在羞辱中。周公的這些寬容而偉大的事蹟，被他自己掩埋五百年，又終被孔子再次破譯。這或許才是他衷心服膺周公的根本原因。
孔子甚至常常夢到周公，而周公 本以為武王解夢著稱。
只有到臨終前，孔子才感慨很難夢到周公了：「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論語·述而》）